沈中華教授在幫翻譯著作"貨幣崛起:金融資本如何改變世界歷史及其未來之路"寫序時,提到台灣學者甚少關心"非歐美"的金融史。
以匯兌為例,唐朝的飛錢應是全世界極早的"匯票"。不過當時是政府經營,最早的民營票號一般認為是清朝時山西省的日升昌票號。 另外有一部大陸拍的連續劇:昌敬傳奇-- 昌敬源票號。講的也是一個票號東家渠源湞,人稱"旺財東"的故事(當然戲劇其實有些把不同人物的故事綜合起來。)
我覺得特別值得一提的倒是他的大兒子"渠本翹"。渠本翹的外公是喬家堡的喬朗山。渠本翹生於1862年,二十三歲考上秀才,二十六歲考中解元,三十歲中進士。 後來擔任清朝駐日本橫濱領事。1902年與喬殿森合資白銀五千兩,接辦清政府的火柴局改成火柴公司。1906年清廷把山西採煤礦權賣給英國,山西留學日本的留學生李培仁覺得救國無望,在日本跳海自殺。與論譁然。渠本翹向各票號籌措白銀兩百萬兩,買回採礦權,也被推選為礦物總公司首任總經理。
他也創辦了新式的學堂(包括蒙學堂,應該是幼稚園啦),傳授現代的知識。
他曾努力協調想把票號改制成銀行,但是並沒有成功,這是挺可惜的。
綜合來說,渠本翹出身金融(票號)世家,精通傳統學問(才能中進士當官啊),但是又有商業經營與創新能力的企業家,並注重人力資源培養的遠見。可惜他在大環境下大概也多不得志,五十七歲就過世了。
近代國學大師林琴南,在《祁縣渠公墓表》中盛讚他:“少有檢格,于文史多有所涉。既遭國變,無聊不平,一寓之於酒,想其酒酣耳熱,西望崇陵,血淚填滿胸臆矣。”
其實科技整合的確是很不容易的,記得多年前有機會聽到已故費景漢院士和曾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的歷史學家劉翠溶院士,談他們合作經濟史的經驗,劉女士就說其實不同領域要溝通真的很難。
我以前有位同事本來博士研時究專攻經濟史的,到學校剛開始也做了一些相關研究,但是因為短期不好發表論文,為了生存,他只好開始把別人最新計量方法和工具找來,用不同資料跑一跑,弄些實證研究,果然短期間就發表一些"I"的文章。
制度的影響力是很深遠的啊。觀微知著。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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